正因为如此，他也特别欣赏布伯的关系学，主张用你—我的程式而不是用我—它的程式来处理中国文化或儒学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关系，倡导用文明对话而不是用文明冲突的方式来处理各种文明、各种思想之间的关系。

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财富、权力与名声三者，表面有高低之分，但对人的伤害无不同。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因为世俗的物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具体的物性，可以为人所利用。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它要求做到，适来，夫子时也。

与轻视伦常的情相关，庄子也反对常识的知，因为情之爱恶与知之是非，是相联系的。相忘于江湖则既不要相互依赖，也不必相互帮助，当然也不能相互欺压。这是儒家法律的传统，与法家法律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欣闻您的论文集《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两书刚刚由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期待早日拜读。那时候国学热才刚刚兴起，没有现在这么热，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郭：内外两方面的结合吧。哲学系的学生，着重读的篇目除《学》《庸》外，还要读《王制》、《礼运》、《乐记》、《经解》、《儒行》及与子思子有关的《坊记》、《表记》、《缁衣》。苏格拉底真的支持子告父吗？我们读出的意思与邓先生相反：苏格拉底很重视家庭伦理，并沒有把家庭伦理与法律对立起来，绝不赞同儿子控告父亲的行为。

邓先生研究《游叙弗伦篇》的结论：在这里，我们丝毫也不能看出苏格拉底对儿子控告父亲的罪行这一做法有任何‘非难之意，而是完全相反，对这件事本身是赞同甚至鼓励的，他明确表示那些‘拥有极高智慧的人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儒学又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社会正义观、公私义利观，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仁政及德治主张、入世情怀、参与精神等，在今天还有极高的价值，是中国当下政改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传统社会的治理还有很重要的一支力量来自民间社会。同时，在承传、守成之中，我们的传统自身有着求变趋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尤其强调中西经典的教育，与文、史、哲的融通，作为对现有人文学科分科的补充，希望探索出一套新的模式，更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像文革大批判那样，在历史文化、思想与人物面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任意地编排、宰割，以所谓逻辑为外衣来表达自己的联想，对批判对象只能是隔膜的，其批判也是不相应的、主观主义的。其实，人情是人的真情实感，是人的真实处境及其相应的情感，它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于是我不得已而参与了论战。去年我们编辑的《儒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就是以礼学研究为专号，对于礼学的现代意义、礼学史等都有讨论，其中收入了我们的博硕士生《礼记》会读札记，十一篇小文章都有一定见解，体现了《礼记》会读课的成绩。

《孟子与儒家的正义论》，《儒林》第三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就拿过去我们所说的五伦来看，其实提倡五伦之情在现在仍然有意义。

关于苏格拉底是否支持子告父，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也可以请教中西方古希腊哲学的专家。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

除为直接参政而抗争之外，儒家有其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路而抗争。再次，是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8]在这一准备时期，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准备？郭：第一，澄清与批判五四以来，195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的一些对儒学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五经、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柢，需要培养青年学子学习、研究。实际上孔仁孟义、礼乐文明不仅不构成中国人走上现代的阻碍，相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助力。我相信您得知此事后，一定会感到很欣慰，请您就此谈谈想法吧。

朝廷权力有限，地方自治权，宗族、家族自治权，士绅在民间社会的作用，相应比较大，宗族、家族对个体自由有限制、束缚的一面，也有保护的一面。底线伦理当中恰恰有一些养育中国人的根本性的东西。

前者面向全校本科生，后者面向国学试验班的本科生。（《二程文集》卷二 论王霸之辨）[4] 刘宗周说：大抵情面与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有时拂天下之公议以就一己而不为私，如周公、孔子之过，吾党之直是也。

当代新儒家提出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和艰深的学术内容，不应当徘徊在文化消费的潮流和时尚层面上。

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否则，公共理性、法治建设也无从谈起，没有真情实感的公共理性和法治建设会迅速被工具化或者虚无化，社会冷漠离心，看似公正，其实是没有人性的。孟子的政治哲学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德性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的根本在于生命内在的精神感召。

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既体现义务，也保护人权。（《盐铁论》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程颢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反思，首先是自我反思。这种理解是非常表面的、肤浅的。

儒家主张的政治是道德的政治，这常常引起人们的诟病，但我们认为，人们恰好应当追求道德的政治而摒斥、批判不道德的政治。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与历史局限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文化守成，既要守先，又要待后，守先待后的待，赵岐、焦循解释为持，即扶持后学的意思，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培养新人。这比法家主张的仅仅靠刑赏二柄，靠利益去驱动百姓，显然有更多的人文内涵。[3]先儒说过，人情与情面不同，大抵人情是公，情面是私。道德自由是最高的自由，因为那是自己给自己下命令。

近十年来，我有一些论著都讨论到这个问题[5]，爱有差等恰好是从现实出发的，可以证成爱的普遍性。传统社会的宗统与君统之间，神权与皇权之间，皇权与族权之间，道、学、政之间等，虽有联系、合一的一面，更有区分及相互制约的一面，是有张力的。

邓先生把亲亲相隐看成是儒家主张腐败的铁证，要儒家对现实的贪腐负责任，不仅在理论上犯了范畴错置的谬误，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害，减却了当今体制与贪污犯的责任，账都算到儒家、传统文化身上了，由古人代今人受过。有关君臣权责的相互要求，含有政治分工与制约的萌芽。

您觉得儒学可以给发轫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的缺失提供哪些资源？郭：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问题很多，涉及处理各种关系的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家庭伦理、社群伦理、网络伦理、空间伦理等，甚至是全球伦理都亟待建设。贡献最突出的是梁漱溟、张君劢和徐复观。